佛造像起源于佛教诞生地——古印度，在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古印度的犍陀罗和秣菟罗地区首次出现了佛造像，产生了古印度历史上两大佛造像艺术中心。

  犍陀罗风格融合了希腊艺术，造像整体静谧内敛，偏重写实；秣菟罗风格则具有印度本土的特质，造像稳健有力，呈现古典样貌。西北印的犍陀罗风格沿陆路向东传播，中印的秣菟罗沿海路向东传播，对于中国早期佛造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印两国很早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便有人将印度佛造像带回了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正真获得重视。直到汉明帝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拜求佛法，并在洛阳建造白马寺，也就是“永平求法”事件之后，佛教才得到认可。因此，一般公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是从东汉“永平求法”开始。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包括雕塑、建筑、绘画和文字等形式的佛教艺术也进入中国。雕塑，主要就是佛造像，起初体现的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佛造像的材质、制作方式等不断丰富发展。

  佛造像的主要姿态有坐姿、立姿和卧姿三种。其中，坐姿有结跏趺坐、善跏趺坐、游戏坐、莲花跏趺、轮王坐、交脚坐、左右舒坐等。结跏趺坐就是互交双足，右脚盘放在左腿上，左脚盘放在右腿上。在各类坐姿当中，这种姿势最为安稳且不易疲惫。

  在我国佛造像中，一般要遵循“七支坐法”，即双足跏趺、脊直、肩张、手结定印于脐下、头中正、双眼微闭、舌舔上腭，这也是佛教徒在打坐时的标准姿势。佛和菩萨所坐之物一般是莲花宝座，除此以外还有生灵座、鸟兽座，为不同的佛教人物所用。

  卧姿大多是用右手掌轻托右脸颊，也有将右手放在耳后处的，即“偃右胁”。立姿有左右展立、舞立、跪立等姿势。

  按照材质做工，佛造像可分为雕刻佛像、锤揲佛像、铸造佛像、泥塑佛像、脱砂佛像、陶瓷佛像几种。其中，雕刻佛像流传时间最长，最早多见于石雕石刻，北魏的雕刻佛造像有重大发展，以各类石窟佛造像最为知名。

  唐宋时期，部分地区也会生产汉白玉雕刻佛像；战时，铜铁资源贫乏，部分地区也会流行用硬木制成的木雕佛造像。

  锤揲佛像是我国佛造像的特殊工艺，细分为铸造和锤揲两种，主要是依靠的是贵金属冶炼技术。泥塑主要是采用堆塑敷彩，先做出大体的形态，然后覆泥、捏塑，最终成型，北魏时期的一些石窟佛造像就是用泥塑制造的。

  脱砂佛造像也称为“干漆夹纻”，先用泥土做出佛像的坯胎，然后缚上粗布，涂以生漆，修整干燥后，把泥胎打碎取出，加以修正而成。用这种方式制成的佛造像，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断裂。

  陶瓷佛像出现在唐朝，以唐三彩陶瓷艺术为基础，但早期这类佛像用来殉葬，到宋辽时期，人们才用泥塑佛像和陶瓷佛像来替代铜制佛像。明代的德化窑、景德镇窑都被运用于制造陶瓷佛像中。

  明 “林我范记”款渡海观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现存唯一一件林我范印章款人物作品

  佛造像所涉及的人物也很丰富。我国佛造像很常见的就是如来像和菩萨像，除此以外还有诸神像，如四大天王、帝释像、梵天像等等。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佛教艺术本土化的过程。佛造像的各处细节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烙上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印记。

  我国目前史书记载的最早佛造像出现在东汉汉献帝时期，《三国志》称“笮融大起浮屠祠内有一尊金铜佛像”，造像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帛。东汉时，西域高僧来华，佛造像频频传入，出于对印度佛教的尊崇，我国本土制造的佛造像也模仿印度佛造像。东晋十六国时期，造像事业逐渐兴盛。

  南北朝时期最为典型的就是石窟佛造像，造像面相丰圆，体态肥壮，神态文静。南朝著名雕塑艺术家戴逵还曾制造出大量形神兼备并符合我国本土风格的佛造像作品。当时的佛造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具有我国本土民族特色，但还是有浓烈的印度艺术特色。

  隋朝统一，结束百年战乱，造像之风再次兴盛。隋文帝初次宣布要制造金、银、檀木、夹纻、牙石等材质佛像，采用纯中国式样。唐朝是佛造像的第二个高峰期，造像风格由南北朝时期的秀骨清像转变为体态丰腴、雍容华丽。不同佛教人物的造像有明显的风格特色，充满生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满。

  宋朝结束了五代战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影响下，佛造像向世俗化发展，完全不同于唐代的庄严肃穆。至于元明清时期，世俗化趋势延续，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倾向，藏传佛造像持续不断的发展，并且逐渐融合了汉地中原、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等不同的佛造像风格。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本土的雕塑艺术已经有所发展。佛造像的传入同样丰富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宝库，对中国传统雕塑产生重要影响。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和创新精神的文明，古代雕塑艺术家们不断吸收交融各地佛造像风格，并加入属于中国本土的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各朝各代独特的佛造像艺术文化。

  2021 年，陕西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发现了两尊东汉时期的金铜佛像，一件为释迦牟尼立像，另一件为铜五尊佛像，是我国目前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金铜佛像。

  在此之前，学界一致认为独立的、具有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在十六国时期才出现，这项发现把中国的佛像出土的历史往前提了将近 200 年。

  金铜释迦牟尼立像身穿通肩袈裟，左手屈肘上举，持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站立于覆莲座上。经过考古人员鉴定分析，两件佛像是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说明早在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鼎盛时期，佛教就从南亚传到了中国。

  魏晋时期的佛造像成就主要来自于十六国。西晋灭亡后，丝绸之路附近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十六个独立小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政权统治者大多崇信佛教，因此，魏晋传世的佛造像大多数都出自十六国，尤其是有明确纪年的单尊礼拜供养佛像。

  十六国的佛造像有较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发式多为磨光肉髻，中间呈大圆珠样肉髻，既不同于秣菟罗右螺旋状发髻，也不同于犍陀罗的波浪形或涡卷形。佛造像的五官轮廓很少有犍陀罗高鼻深目样式，已经呈现出了本土化特征，额头较宽，鼻子肥大，大眼横长，目光平静，大都有胡须。

  造像的服饰基本上还是印度犍陀罗样式，着无领通肩式大衣，从两肩搭过，形成褶纹效果。整体曲线自然，前襟和两臂刻画最为细致，衣纹刻痕深刻，立体感强。

  当时北方盛行坐禅之风，对佛造像的姿势也有一定影响。造像多为坐像，两手禅定印，双腿盘膝，没固定的禅印手势。佛像台也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四方台座，纹饰多为云气纹，两旁往往有两个狮子雕，中间多饰浮雕水瓶，瓶内插花。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社会文化波动激烈，是印度佛造像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佛造像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传入中国，大量中文佛经译本问世，加之当时玄学盛行，玄佛合流形成社会趋势。在这个全民崇佛的时代，国家政权或私人的营造石窟活动空前发展，诞生了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大型石窟群，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北魏是中国佛造像风格变化最为剧烈的时代，北魏前期佛造像还留有十六国时期的风貌特征，发髻为磨光式肉髻，部分佛造像也采用犍陀罗风格的涡卷式造型，着通肩式大衣，褶纹繁复，衣纹线条呈隆起效果。整体风格大气，刻工雄健。

  到了北魏后期，佛造像的汉化特色尤为明显，发髻新增了螺发式，服饰也流行起了当时士大夫“褒衣博带”的着装，衣纹花色图案丰富，采用直平阶梯式衣纹来装饰。佛像背光多为大莲瓣形，莲肉突起成台面，四足台座为梯形。

  在南朝画家陆探微“秀骨清像”画风和玄学风格的影响下，此时的佛造像通常身材修长、脸型瘦削，呈现出理性智慧的风韵。

  北齐、北周时期我国佛造像的风格基本定型。佛造像的服饰有所变化，上身着“僧祇支”，外披敷搭双肩式外衣，衣纹刻画简单稀疏，立体效果较弱。北齐佛造像面部圆润饱满，身材比例匀称，但造型总体扁平。北周佛造像的脸型轮廓更长，佛头小、身体大，身材比例相对失调。

  此阶段的佛造像形体敦厚结实，采用当时南方画家曹仲达的“曹衣出水”艺术风格，佛像如同穿着轻薄的纱从水中而出，衣服紧贴身体。北齐时期还出现了单体圆雕的佛、菩萨像，在造像风格上完全不同于背屏式造像碑，以青州龙兴寺造像为代表，被称为“青州风格”。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力扶持佛教传播，多次下诏令修建寺院、塑造佛像，造像之风再次兴盛，出现了金、银、檀木、夹纻、牙石等材质制成的佛造像。虽然隋朝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但佛造像仍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点，风格多样。

  从整体上看，隋代造像头大身小、上身长下身短，比例失调；躯体饱满，造型略微板滞，例如菩萨造像璎珞下垂过膝，缯带和帔帛也向两侧低垂，飘逸灵动不足，有厚重之感。

  隋代造像大多为纯中国式样，舟形背光，饰以火焰纹、联珠纹等，佛座多为圆形莲座、圆形座，下有四足床。佛造像着褒衣博带式佛装，手施无畏、与愿印；菩萨造像则戴宝冠，宝缯垂肩，饰有璎珞，帔帛交叉后自肩垂于体侧；胁侍菩萨双手合十。造像面貌肉髻平缓，面部柔和圆满，衣褶也趋于写实，为唐代佛造像艺术高潮奠定了基础。

  唐朝迎来了中国佛造像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唐朝重视雕塑，专门设立工部管理匠人，并对雕塑、铸铜等工匠艺人进行统一管理。这一时期，石雕、木雕、泥塑以及夹纻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佛造像普遍盛行。

  初唐时期，佛造像基本保持了隋代的特点，面部轮廓适中，体态壮硕饱满，发髻多为高耸螺发，发纹明显自然。服饰为袒肩式与通肩式互用，裙带有小扣结，分左右但不直接下垂。佛造像下身衣着衣纹繁复，多为隆花圆绳状条纹，极具写实性；菩萨造像体型稍胖，头戴花瓣式冠或高发髻，缨络复杂。

  盛唐时期，佛造像比例匀称，体态生动活泼，呈现出鲜明的人格化、世俗化和个性化特点。雕刻手法在承继隋唐早期的直平刀法和新圆刀法后一直更新，创新了在细部以凸起的圆线条来表现衣纹线条的技法，线条层次丰富，而后演变为用写实的线条来呈现细部特征的表现形式。

  佛造像庄严慈祥、面庞饱满，与汉人相貌接近。发型多为螺髻、高肉髻，服饰多为通肩式或褒衣博带式大衣。底座多为束腰式台座，底边为六角、八角、圆形和花口形等多种样式。

  菩萨造像面部表情端庄温婉，不着宝冠，多束高髻。上身披有纤细璎珞，披巾下垂，下着羊肠大裙，衣纹线条流畅，紧贴身体。身体向一侧倾斜，袒胸露乳，身躯丰腴光润。

  晚唐时期，佛造像的艺术风格和盛唐大体相同，只是由宏伟大气变得沉稳现实。五代时期则更加沉稳，形体比例协调匀称，技法娴熟，但过于拘泥于形式，造型不够灵动，与盛唐时期的富贵华美相比，显得缺少神韵。

  宋朝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进入了以汉民族为中心，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等政权共存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佛造像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特点，也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

  在宋朝的理学观念影响下，封建色彩浓厚，佛教进入了衰退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佛造像也更加世俗化、大众化，加之写实性的绘画艺术，宋代佛造像更有民间情趣，淡化宗教威严。

  立像高 19.2 米，须弥石台高 2.2 米，中国保存最好、最高的铜铸观音菩萨像

  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地区以陕北为代表、南方地区以四川为代表的中小型石窟繁荣。金、玉制的佛造像兴盛。在题材上，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为代表的菩萨像和禅宗的罗汉像非常流行。

  宋朝佛造像面容丰润、五官端正，发髻多为平缓肉髻，身材匀称，衣带流畅，姿态活泼，富有个性，充满了真实的生活艺术之美。

  北方辽金佛造像通常两肩宽厚，体态丰满厚实。辽代佛造像的整体风格与北宋类似，螺发中间多有髻珠，坐像上半身偏长，装束朴素，束带飘逸下垂。三彩罗汉最出色，造像表情生动，造型准确，表现了辽代佛造像的高超技艺。

  金代多为石雕佛像，以浮雕形式出现在佛塔等建筑上。相较于辽代，金代佛造像偏胖，呈现臃态。造像大多垂发坦胸，花冠高髻，体态壮硕，身躯丰满，流露出北方民族的浑朴风格。

  元朝幅员辽阔，疆土内种族繁多，宗教多元化发展。元代帝王尊崇藏传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佛造像艺术形成了尼藏、汉藏或汉尼藏融合的新风格。

  元代佛造像肉髻高耸，身体健硕，面颊丰满，五官生动。由于融入了西藏风格，造像往往饰有项圈和长链，手足戴有钏镯。菩萨通常袒露上身，胸佩璎珞，下身着裙，褶皱简洁，体态自然优美，注重写实。

  明朝建立之初，借鉴了元朝推崇藏传佛教的弊端，开始支持汉地传统佛教，藏传佛教在国内逐渐衰败，禅宗、净宗、律宗、天台宗等逐渐发展。明代兴盛铸造金铜佛像，大多为汉传佛教造像，身材比例适中，身躯结实，线条流畅。

  明朝造像面部不似辽金造像呆滞，而是长目细眉、高鼻薄唇，面相丰润。菩萨造像一般肩宽腰细，身姿婀娜，肩披披帛，服饰轻柔，衣纹刻画效果逼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明朝还出现了一种名为“永宣造像”的造像类型。永乐皇帝朱棣为了推行宗教政策，专门在宫廷内设立名为“佛作”的造像机构，铸造藏传佛造像，赏赐西藏上层僧侣，这类宫廷生产的藏传佛造像被称为“永宣造像”或“永宣宫廷造像”，是藏传佛造像的典范之作。

  清朝继续推崇藏传佛教，藏传佛造像艺术继续发展，在风格上出现了写实与崇古两大派别，不同地域也产生了不同的风格，例如藏中风格、北京风格、漠南蒙古风格、喀尔喀蒙古风格等。藏传佛造像在中原地区也是十分流行，铜雕进入新的发展高峰期。

  清朝佛造像制作中心在北京，有官作和民作两种，制作技法精致。大多着汉式服装，衣褶生动，帔帛宽大。莲座底沿外撇，莲瓣饱满，呈扁平状。由于这一时期的佛造像重视造像仪轨，讲究造像度量和躯体比例关系，束缚了造像者的创作，使得造像普遍缺乏灵气。

  与此同时，内地传统佛造像艺术也开始效仿藏传佛造像，逐渐形成了我国汉藏佛像艺术共存融合、趋于统一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