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作为一种古老的器具代代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既是文化延续的象征，也是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符号，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翔鹭纹铜鼓翔鹭纹铜鼓出土于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是同类型铜鼓断代的标准器。鼓面中心为太阳纹，鼓面和鼓身的主要纹饰为翔鹭纹、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画面中龙舟竞渡，装扮成鹭鸟的人翩翩起舞，颇具民族风情。（图片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网站）

  铜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信息。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为铜鼓的铸造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铜鼓能够以优美的形态体现出来。铜鼓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铜鼓文化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和独特的韵味。

  一方面，各民族在冶炼技术上的交流是铜鼓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跟着时间的推移，不一样的地区的民族逐渐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在商周时期，百越民族向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铜料资源，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技术也逐渐传播到南方地区，大幅度缩短了岭南先民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过程。考古资料显示，广西出土了大量类似兽面纹提梁铜卣的青铜器，其纹饰整体特征呈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流的见证。在春秋战国时期，于越吸取了吴越先进的冶铸技术，聘请铸师名匠，金属冶铸工艺实现飞跃，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多样化和精美化发展。秦朝统一岭南后，先进的冶铸技术被带到岭南地区，推动岭南铜鼓铸造工艺达到新的高峰。例如，当地在铸造工艺方面采用了类似全范式和内模外范式铸造法。

  另一方面，楚国对铜鼓文化的传承也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楚国是古代中国青铜冶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楚国的青铜器传入岭南地区，催化了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萌芽与产生。而后，骆越人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并形成了独特的铜鼓文化。出土于广西田东县祥周乡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墓葬所属时代为骆越人在右江流域的居住时期。秦代以前田东属百越地，春秋战国时期属骆越，楚灭越后属楚，《史记》中载有楚悼王曾派兵南平百越之地，以及楚文化对该地的影响。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铜鼓文化得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蒸蒸日上，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瑰宝，彰显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

  ▲西周兽面纹提梁铜卣先秦时期，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先民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周边和中原地区进行交流。图为出土于广西武鸣的西周兽面纹提梁铜卣（音yǒu），此为典型的中原器物。（图片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网站）

  铜鼓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承过程中既保持了岭南文化的传统风格和特点，也融合了中原文化，不断衍生出新的功能和形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铜鼓文化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慢慢的变成为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符号，既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也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传播的地域范围来看，铜鼓文化圈以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核心，辐射红水河流域乃至东南亚地区。铜鼓文化圈涵盖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份，以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也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流。

  从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铜鼓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象征，主要涉及汉族、壮族、苗族、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十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交流互动，铜鼓文化在各民族之间传播和传承，成为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从铜鼓纹饰的层累现象来看，最初的纹饰以太阳图腾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各地民族特色元素，如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等，越来越瑰丽而繁缛的纹饰反映了先民对形式美和装饰美的追求。此外，铜鼓造型也慢慢变得复杂，鼓面沿后面出现立体青蛙、水禽、龟等动物塑像。鼓腰、鼓内壁和鼓足等处均出现精美的纹饰。一方面，铜鼓文化的一体性体现在其共同的功能、造型和纹饰（太阳纹），多元性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铜鼓纹饰差异性；另一方面，铜鼓纹饰的层累结构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河池市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红水河系、龙江河系两大水系流经这里，红水河沿岸的村落几乎村村有铜鼓、家家有铜鼓，红水河将沿岸各民族连成一个整体，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通过贸易、移民和文化互动等形式，充足表现了各民族的“三交”。

  在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里，各民族在铸造和命名、启用和收藏、婚庆、造屋、丧葬、节庆等场景中对铜鼓的应用，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在命名习俗方面，东兰、环江白裤瑶买回铜鼓时为铜鼓举办“萨欧别”仪式，反映了人们对铜鼓文化的重视；在婚庆习俗方面，壮族、布努瑶使用铜鼓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在丧葬习俗方面，白裤瑶、布努瑶、苗族和部分壮族有丧葬使用铜鼓的习俗，反映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和缅怀；在节庆习俗方面，铜鼓是春节、壮族蚂（虫另）节、白裤瑶年街节、瑶族祝著节、苗族丰收节、壮族敬牛节等各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用品，给活动增添了欢乐和庄重的气氛。

  可见，铜鼓文化在河池地区是超越民族、地域的分类系统，具有引领性的核心文化类型。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铜鼓习俗本身贯穿于各民族文化之中，铜鼓与各族民众的节庆习俗、歌舞娱乐、民间传说与神话、地方信仰紧密关联；其二，铜鼓文化所呈现的礼乐合一、多族共享、深植乡土、崇祖敬老、聚众同乐的特征成为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从铜鼓习俗本身出发，设置铜鼓文化带，整合与铜鼓、铜鼓习俗紧密关联的文化资源。其中，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流传于云南文山和广西南丹、田林等地的壮、彝、瑶、苗族“铜鼓舞”也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在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保护下，河池市发挥其铜鼓数量多、使用民族多、与当地传统节庆联系密切、铸鼓技术高超、保护的方法完善等多方面的优势，使铜鼓文化得以长久保存和发展，擦亮了“世界铜鼓之乡”名片。

  铜鼓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历时性来看，广西铜鼓由一个简单的烹饪器物转变为多民族共传共享的文化符号，铜鼓文化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演化和发展。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铜鼓文化呈现出壮族、瑶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共享共传的鲜明特点，在铜鼓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红水河流域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广西基于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性保护，为铜鼓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全面展示了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成功实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