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龙，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不论是汉字“龙”形象的演化，还是不同时期器物上龙图案的嬗变，或是有关龙的典故、民间习俗，它始终体现着中华民族瑰丽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

  在我国，出土了很多“龙文物”，它们虽然形象迥异，却被赋予了特别的深意。

  今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些精美的、有趣的新疆“龙文物”，领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龙文化。

  日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金汤永固”碑入选“龙起中华”——中国龙文化百馆联展，将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文博场馆线上平台及场馆以图片形式展出。

  “龙起中华”——中国龙文化百馆联展由河南南阳唐王府博物馆联合全国各地文博机构，以龙为主题，选取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300余件，以图文形式在线上及线下展出，使全国观众对中国龙有一个全面、系统地了解。

  本次入选该展览的“金汤永固”碑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文物，因刻有“金汤永固”四字而得名。

  该碑于1988年出土于乌鲁木齐市红旗路中段，其质地为硬质砂岩石，残高94厘米、宽94厘米、厚24厘米。方首额面深浮雕双龙戏珠纹样，龙爪下部竖行阴刻楷书“金汤永固”四字。

  经过专家团队考证，石碑出土处就是1763年修建的迪化城西墙护城河的位置，“金汤永固”碑应是奠基碑。

  曾参与“金汤永固”碑发掘工作的已退休文博工作者霍昕说：“‘金汤永固’碑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厘清城市发展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如今，“金汤永固”碑展陈于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向参观者讲述乌鲁木齐的历史故事。

  格登山位于昭苏县城西南50多公里的边境线米高的石碑，它是由清乾隆帝亲自撰文的纪功碑。

  格登山，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的决胜地。为纪念平定准噶尔之乱的最终胜利，乾隆皇帝亲撰“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勒石太学，“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勒石格登山。

  经历了200多年风雨沧桑的格登碑，虽然碑文日渐斑驳，但它见证了前人金戈铁马的过往，也见证着一代代守边护边人默默奉献的一生。

  格登碑碑身高2.59米，宽0.83米，厚0.27米。碑额镌刻盘龙浮雕，正面刻有“皇清”，背面刻有“万古”；碑座是大海日出的浮雕图案；碑身正面刻满、汉两种文字，背面刻蒙、藏两种文字。

  清朝晚期，国力衰落，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让西北土地。正因为有了这座巍峨矗立的历史丰碑，划界时，沙俄才未能侵吞更多中国疆土。

  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一块“建修博克达山庙记”石碑。碑额为半圆形，红褐色砂质岩地，高60厘米，底长76厘米，厚14厘米。正面浮雕有二龙戏珠，为对称的两条彩绘龙，龙身雕刻成鱼鳞状，涂蓝色颜料，两条龙的头部相向对着一个带有火焰纹的圆球，中间题记为阴刻填红颜料篆书的“建修博克达山庙记”。

  碑身基本呈长方形，红褐色砂岩质地，下部残。宽76厘米，残长77厘米，厚17厘米。楷书阴刻汉字26行，682字。所刻文字内填橘红色颜料。

  2010年9月30日至10月23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池景区博克达山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该碑。博克达山庙又名博岳庙、博格达山神庙，简称山神庙。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光绪十五年五月完工建成；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新疆布政使魏光焘为山庙的落成撰文立碑。光绪十八年（1892年），清政府颁发博格达山神庙额：“复帱遐陬”。取意吉祥的帷幛覆盖着遥远的边疆，以示皇恩浩荡，恩泽边疆。博克达山庙废弃的年代，应该是清末至中华民国建立初期。

  天山博克达峰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地标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中西部民众、商旅行客、文人墨客的推崇地，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的“天崇拜”“天下观”等思想。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秦统一中国后，山川祭祀慢慢的变成为国家权力网络中标志性的符号，象征中央政府对四方土地的管治权。清朝继承了这一传统，乾隆时期将博克达山等列入官方祀典，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清代新疆地区的官主祭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精神、文化运作在新疆地区物化的仪式象征，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在表达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是清政府将新疆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秩序中的重要象征。

  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至1759年），清朝先后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其中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进军新疆时，乾隆两次颁发《告祭博克达鄂拉文》，班师后又颁发《岁祭博克达鄂拉文》，将其“置于祀典”，列为官主山川祭祀。

  所谓官主山川祭祀，是指由清政府官方主持的在新疆地区举行的山川祭祀仪式。此石碑的出土是清王朝在新疆地区实施官主山川祭祀制度的有力证据。清代新疆地秩于“西域祀典”的山川共有26处，主要分布在北疆24处（其中伊犁地区16处），南疆2处。

  清政府官主山川祭祀的意义首先是统治者广泛吸收了中原地区文化中的一些信仰和观念和满族原有萨满教相互融合，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祭仪与多神崇拜体系，祭祀山川活动已成为这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其次，举行山川祭祀大典从某一种意义上能够更好的起到获得新疆地区民众精神认同的作用，西域许多部族长久以来就有祭祀山川的习俗，如在博克达山，“番人过此必肃然下马，如见所尊，未喻其故或曰畏博克达山之神也”，南疆“额鲁特、土尔启特人等，遇大山则祭之或插箭一枝于地，或掷财物少许，谓之祭鄂博”。

  毫无疑问，《建修博克达山庙记》碑的发现，对于相关山川祭祀研究具备极其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为清代新疆地区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铜镜，是古人映照颜容的用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在铜镜中照见了自己，照见了天地，便将自己的思想意志与精神追求雕镂在了铜镜上。

  四神十二生肖铜镜出土于拉甫却克墓地，该墓地一共出土了两面唐代铜镜，另一面是“上方作竟”龙虎纹镜，均保存完好，纹饰精美清晰。

  拉甫却克古城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五堡镇。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古城附近发现了佛寺建筑、仓储遗址和古城居民的墓葬区，之后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四神十二生肖镜、“上方作竟”龙虎纹镜、开元通宝、萨珊波斯银币等珍贵文物。

  “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哈密市博物馆馆长严枫介绍，四神的概念从商代萌芽。汉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就被视为祥瑞，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方。人们认为四神可以辟邪镇魔，调顺阴阳。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神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铜镜上。十二生肖分别对应十二地支，用于铜镜的纹饰装饰，是从隋代慢慢的出现的，唐代比较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铜镜不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尊重，是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该铜镜出土时中部有裂痕，正面光可鉴人，背面纹饰高浮雕清晰，内区四神兽威风凛凛，姿态生动活泼。中区十二生肖形象动物浮雕纹饰清晰可见，形态栩栩如生。整面铜镜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但纹饰非常精美，其气韵与细节的描画可见当时工艺的高超与艺术表现的细腻，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唐代铜镜珍品。

  哈密市博物馆展出的“上方作竟”龙虎纹铜镜。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摄

  新疆是地毯的故乡，也是世界地毯的起源地之一。新疆地毯以其绚丽独特的图案艺术，在我国地毯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自治区博物馆二期新疆文物总店里，一张横挂于大厅醒目位置的巨幅龙纹地毯，彰显着它的雍容华贵和与众不同。

  这张龙纹地毯长4.78米、宽1.8米，以红色为地，主题纹样是两两相对充满动感的8条龙纹图案。特别是4条大龙，龙口大张，似乎在呼风唤雨，翱翔于空中，飞龙的四周散布着假山、云朵、小鸟等，整张毯面色泽饱满、图案清晰。

  据相关专业的人介绍，由于该毯使用的是植物染料，甚至有名贵中草药染料，因此染出的色彩浓艳、柔和、沉稳，色泽保存长久，气韵高贵典雅。

  “龙纹是帝王专用纹饰，五爪龙纹是皇帝专用，四爪龙叫‘蟒’，是王爷等特许使用的龙纹。这件龙纹地毯上的飞龙均为四爪龙，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亲王或者王爷等使用的地毯。”自治区博物馆相关专家介绍。

  清朝时期，历代皇帝对西域地毯均喜爱有加，乾隆皇帝尤其喜欢龙纹地毯，而且时常指导地毯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清宫地坪台上铺的“栽绒木红地五条龙地坪毯”粗糙残旧，准备撤换。有“番草样”“云龙样”两种画样选择，乾隆看中后者。于是，乾清宫从地坪到台阶，全铺上了龙纹地毯。

  雍正皇帝对铺在宫殿的地毯图案也比较重视，曾下御旨不让在殿内铺龙纹毯，因为，他认为龙纹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不易踩踏，于是下旨将其更换成花卉纹地毯，但要求花卉纹饰要做出龙纹的华贵大气。

  由于西域地毯深受皇帝喜爱，新疆各地的伯克贵族们经常进京贡献地毯、和田玉石、艾德莱斯绸等物品。相关专家分析，这条龙纹地毯有很大的可能是本地手工艺人根据清宫龙纹图案编织而成，对龙的神态把握十分到位，龙纹图案具有京式地毯风格。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自汉代开始，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2002年，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老开屏墓地出土的黄地菱格龙璧纹锦就是最好的诠释，它直接实证了西域与中原之间在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交往交流。

  黄地菱格龙璧纹锦是汉晋时期的遗存。残长30厘米、宽17.5厘米，质地为丝，经锦，黄色底，满铺菱格纹，菱格内织有飞龙、玉璧以及柿蒂花纹。

  作为丝绸大家族中的一员，锦在汉代工艺技术就已非常成熟。丝绸之路开通后，色彩绚丽、工艺精美的织锦通过丝绸之路来到西域，在这里广受欢迎，丰富了西域服饰文化，也体现了西域各部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黄地菱格龙璧纹锦上飞龙的形象，表明在汉晋时期，龙已经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流传相当广泛的一种文化意象了。

  八龙纹金带扣长9.7厘米，宽5.9厘米，重约48.45克。1975年，由考古工作者在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墓地发掘出土，属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遗存。是新疆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精品文物。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金带扣图案设计精巧别致，方尾圆首，呈马蹄形，由金质模压捶揲成型，表面凹凸起伏，立体感较强。

  八龙纹金带扣的珍贵不仅仅因其材质为黄金，更重要的是其雕刻工艺十分精湛。它雕有的1条大龙和7条小龙，在激流漩涡间翻腾跳跃，首尾相顾，扬爪摆尾，动感十足。特别是龙身多处镶嵌有绿松石和红宝石，这些宝物虽然多数已脱落，但并不影响美观。

  “这件八龙纹金带扣有力地实证了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汉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西域的有效统治，是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物证。”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认为，八龙纹金带扣应该是汉朝皇帝对西域焉耆王的赏赐，是国家通过封赏赠赐实施边疆地区治理的具体体现。

  对龙铜环出土于新源县七十一团渔场墓葬，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该文物直径37厘米，高5厘米，青铜铸造，环体中空，内侧有一条开口，表面起凸棱纹，环圈的前部为吻部相对的两个龙头，头部后圈身为龙身，铜环纹饰精致，制模和铸造工艺非常成熟。

  相关专家推测，它可能是当时祭祀使用器具，其造型与伊朗出土的文物风格相似，是先秦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龙凤纹铜器柄采集于楼兰故城遗址，现藏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年代在汉晋时期，高5.7厘米、宽4.8厘米，质地为铜。

  研究人员推测，它可能为一件铜器的柄首，柄首顶端铸有龙纹图案，边框内铸有凤纹图案，龙尾与凤头相连，呈现龙飞凤舞状， 形象逼真，极富动感。

  考古资料显示，阿克苏地区曾出土木雕龙首构件、木龙首柱头、龙形铜带钩、龙纹铜镜、“龙形象”壁画等很多汉至唐代的遗存。这充分说明龙纹饰在这一时期不仅应用到当地人生活中，龙崇拜也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龙舞海浪盘出土于霍城县阿里麻里古城，现藏于新疆尔自治区博物馆，年代为元代，其高7.5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11.5厘米。该器物敞口，宽沿，通体施青釉，盘底有一条舞动的龙纹，内壁饰有卷浪纹，外壁刻划一周莲瓣纹。这里曾出土一批元代珍贵瓷器，这些遗物无论是赏赐给驻军宗王将领的馈赠品，还是商旅贸易的民间瓷，均反映了元代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繁荣，见证了元代中央政府与西域血脉相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