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66 岁的曹操率军返回洛阳。前一年夏天，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亲自率军南下。在行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时，曹操终于得到了关羽被击败的消息，这才能安心地还军洛阳。关羽随后被孙权擒杀，荆州易主，南方政治局势陡然生变。

  这幅《关羽擒将图》为明代宫廷绘画，描绘了关羽水淹七军、活捉庞德的故事。人物形象用工笔重彩，色彩浓艳亮丽。画中关羽长须美髯，气宇轩昂，身穿铠甲，斜披绿袍，手抱单膝坐于青松之下，神态从容自得。襄樊之役中关羽降于禁、斩庞德、困曹仁，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关羽的威望达到顶点。

  不过彼时的曹操已无暇持续关注南方两位强大的对手。或许是受到当时荆襄地区大疫的影响，又可能是连年征战积劳成疾，曹操在回到洛阳后就病倒了，并且很快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位叱咤风云的“枭雄”在当月与世长辞。

  曹操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之一，经过各类艺术作品的反复渲染和传播，或许任何一个人都能讲出两句和曹操有关的故事。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献帝刘协颠沛流离，没有人站出来保护这个实力孱弱的少年天子。只有曹操恭恭敬敬地奉迎献帝，随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击败袁术、陶谦、吕布、袁绍等强敌，统一华北，重新稳定了北方中国的政治秩序。但在南征刘表，收服荆州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败于孙刘联军，三足鼎立之势已成。而就在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受禅称帝，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上述内容是人们所熟悉的曹操，是已经定格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可这就是全部的曹操吗？我们真的了解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吗？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接近那个 1800 多年前有血有肉的曹操呢？从绝对意义上讲，我们没办法了解到全部的真实的过去，但从时间的缝隙之中，在演义的塑造之外，我们仍有机会触碰历史的细节。

  官渡之战前夕，陈琳在为袁绍撰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怒斥曹操为“赘阉遗丑”，这一桥段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而十分有名。曹操名义上的祖父曹腾是有名的大宦官，其养子曹嵩即曹操之父，这当然没问题。但曹氏三代却并非简单的“赘阉遗丑”之语所能概括的。

  该件银缕玉衣全长 1.88 米，由 2464 块不一样的形状的玉片用银丝编缀而成。形体肥大，分头罩、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左右鞋子等十个部件。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列侯去世，葬制中可用银缕玉衣，曹嵩曾官至三公，等级相符。

  在司马彪《续汉书》的记载中，曹腾之父曹节是乡里敬仰的仁厚长者。曹腾本人“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还常常推举贤才，待人以德报怨，俨然为汉臣之表率。曹嵩也是“性敦慎，所在忠孝”。而范晔《后汉书》又记述了蔡衍弹劾曹腾之弟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事发后曹腾还试图托请大将军梁冀来为其弟脱罪。至于曹嵩位至三公之一的太尉，也是通过贿赂“钱一亿万”得来的。显然，曹氏也并非十足的清廉之家。

  东汉后期卖官鬻爵是朝廷公开的政治规则，也因此诸葛亮在将近半个世纪后仍沉痛地写道“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花钱买官虽然会遭到舆论的非议，但曹操也是正儿八经生于公卿之家，与四世三公的袁绍同属一个阶层与圈子。《世说新语》中记载有曹操与袁绍少年时曾跑到新婚之家，持刀抢劫新娘这般“好为游侠”的荒唐事。曹操二十岁就举孝廉为郎，正式迈入官场，即得益于其富贵的出身。曹操多年后回忆与自己同岁为郎的人，称“年有五十，未名为老”。用“赘阉遗丑”来概括曹操的出身显然是片面的。

  这件鎏金错银铜尊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造型精美奢华，器盖和器内外皆饰有精致的错银神兽纹和云气纹，是东汉后期的流行风格。器身和谐，纹饰密布，线条流畅，充分展示了汉代精湛的鎏金错银和铜器铸造工艺。雷台汉墓约建于东汉晚期，在这混乱动荡之时，有实力使用这样器物的家庭并不多，而曹氏这样的公卿之家显然属于其中一员。这种奢华的风格或许并不受曹操喜欢，但在他的父辈中仍是受人追捧的审美。

  东汉是豪强大族逐渐崛起的时代。豪族在地方社会中掌握土地与人口，并孕育着新一代知识精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足以影响国家创建的门阀士族。在汉末处于政权高层，同时拥有宦官与公卿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曹家自然也是豪族的一员。

  根据《后汉书·宦者传》记载，东汉宦官飞黄腾达者“并起第宅，拟则宫室”“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逯家庄东汉墓墓主人至少为二千石以上官，其墓中壁画绘有墓主人生前拥有的一座多重院落建筑，曹家两代人位至三公，我们大家可以由此想象曹操成长的生活空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安徽省亳州市陆续清理发掘了曹氏家族墓群，董园村 M1、M2 被分别勘定为曹嵩与曹腾的墓，前者为砖砌墓，后者为砖石结构墓。虽然曹氏宗族各墓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扰与破坏，但从其墓室规格，出土的银缕、铜缕玉衣，鎏金铜构件、各式象牙玉石等文物来看，曹氏在谯沛乡里是名副其实的豪强之家，所反映的也正是东汉时期上层社会一向的“事死如生”厚葬风气。

  曹嵩墓出土画像砖，残长 23 厘米，宽 18.5 厘米，厚 6.5 厘米，为长方形绳纹砖，砖面磨光，中间阴刻一匹奔跑的骏马，神态栩栩如生。

  此楼为泥质灰陶。楼前有长方形院落，门前卧一陶狗。仓楼四层均可拆开。楼顶立一朱雀，在二、三层有长廊把主楼和附楼连接起来，楼身用红色彩绘有三角形、菱形、直线纹等纹饰。这是模拟东汉时期现实建筑物的明器，有实力豢养大量僮仆客户的地方豪强才修建得起这样的“高楼”，其实力可见一斑。

  除了曹操本人，他所倚仗的夏侯氏、曹氏等核心将领，事实上都是谯沛的乡里豪族。阅读《三国志》中这些人物的传记，不难发现他们在中平六年（189）随曹操于陈留起兵时，就已经带有自己的部曲，并非是单枪匹马来投奔曹操。以曹操的诸位从弟为例：在投奔曹操之前，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曹纯“承父业，富于财，僮仆人客以百数。”曹洪有“家兵千余人”。除此以外还有诸如“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的许褚，“合宾客数千家”的李典等，都是率众来投，为曹操所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曹操军队的骨干。因此作为曹操事业起点的陈留募兵，实际上招募的是“将”。

  曹休，曹操族子，幼时丧父，避难吴地，被吴郡太守收留。在曹操起兵时前来投奔，被曹操称为“吾家千里驹”。曹休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主要担任宿卫之职。在曹魏时期主要掌管江淮防线，防备孙吴。

  当曹仁、夏侯渊等人在曹操起兵后担任“别部司马”，成为事实上独当一面的将领，其军队就以自身的宗族、乡人、故旧为主，这使得曹操军队内部具有相当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其凝聚力远非一般招募来的士兵可比。因此，在曹操的创业历程中，虽不乏失败狼狈之时，却总能迅速东山再起。当我们阅读《三国演义》这样的文学作品时，非常容易被神机妙算的谋士和勇猛过人的大将所吸引，但真正支撑着曹操从汉末军阀的大混战中笑到最后的，事实上是这些“沾亲带故”的将士们。

  铜车马仪仗俑队，由 38 匹铜马、1 头铜牛、1 辆斧车、4 辆轺车、3 辆辇车、2 辆小车、3 辆大车、1 辆牛车、17 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 28 个奴婢俑组成。为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我们据此可以想见曹操率军出征时军容威严的景象。

  该砖出土于曹氏家族墓群，砖上文字“仓天乃死”与汉末黄巾军的口号“苍天已死”十分接近。曹操收编三十万青州黄巾，号为青州兵，是其实力扩张的关键事件。黄巾军内部兼具血缘纽带和宗教信仰，与曹操自身的军队有着相似的结构。因此青州兵归入曹操麾下后，顺利成为曹操建立功业的重要力量。在曹氏家族墓群中出土“仓天乃死”砖，亦可见曹氏与太平信仰的微妙联系。

  前文从较为结构性的角度讨论了曹操的出身与崛起，但仍是在追寻政治场中的曹操，日常生活中的曹操又是啥样子呢？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一位优秀的诗人，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但曹操的“技能”远不止于文学。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在这里，张华历数汉代的书法、音乐、围棋名家，称曹操都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可见曹操非同一般的才情。

  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出土十七道石质棋盘，呈正方形，高 14 cm，边宽 69 cm。盘下有四足。为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围棋盘实物。邯郸淳《艺经·棋品》载“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正与之相合。能想象曹操与诸位围棋名家正是在这样的棋盘上黑白翻飞，纵横博弈。

  梁代庾肩吾《书品》将曹操列为“中之中”，称曹操书法“笔墨雄瞻”。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雄”是曹操书法的关键词，可谓与曹操本人的气质十分符合。唐人的评语中，“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严璀粲”一语最为典雅，可见唐人对曹操书法的认可与赞美。

  曹操善于书法，也有自己推崇的书法名家，那就是汉末以八分书（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闻名的梁鹄。梁鹄师从师宜官，得到汉灵帝刘宏的推重，官至选部尚书。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后，梁鹄归附于刘表。曹操平定荆州，便让梁鹄供职秘书，“以勤书自效”。喜好书法的曹操在许都汇聚了一批书法名家，如梁鹄、钟繇、邯郸淳、韦诞等，皆精八分书，其中曹操独爱梁鹄书，常将梁鹄的书法作品钉于墙上，以便时时赏玩。倘若是出征在外，就悬挂于帐中。因此梁人袁盎《古今书评》称“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乃至此后曹魏宫殿官署的题名，大多出自梁鹄之手。

  《孔羡碑》记录了魏文帝曹丕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一事。碑文后有宋嘉祐七年（1062）张稚圭正书题云“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该碑结体端庄，书风遒劲，雄稳厚重，有“有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之称。我们由此能够想见曹操所喜爱的书法风格。

  在曹操高陵出土的数十块石牌中，其中有些刻着“书案一”“墨饼一”“墨廉薑函一”的字样，随葬品中还有一件陶砚。虽然墨已经在泥土中跟着时间的流逝而分解消失，但这些石牌与明器则一直静静地沉睡在地下。这些充满个性的陪葬品显示曹操即使到另一个世界也放不下自己挥毫弄墨的喜好。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甚至并不以生死为限。

  诗人难免好酒。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直抒胸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不仅好酒，而且懂酒。《齐民要术》中记载了曹操《上九酝法奏》，奏表中所述酿酒方法改善了酒的品质风味，使人不易致病。而在曹操高陵中，则出土了大量耳杯。耳杯形制像爵，两侧有耳，仿佛鸟翼，故又名“羽觞”，是战国至魏晋时的酒器。随曹操下葬的耳杯均为陶制明器，乃是供墓主人在死后世界使用，显然好酒的曹操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不能没有酒精的陪伴。曹操高陵中的陶制耳杯大小不一，有大、中、小、微四种型号，其中大半为大型耳杯。

  书酒年华之余，曹操的生活自然也不乏游戏为乐。曹操高陵中还出土了一枚刻有“樗蒲床一”的石牌。樗（chū）蒲是盛行是汉唐时期的一种棋类游戏，下至兵卒，上至帝王，均不乏这一游戏的忠实拥趸。樗蒲的玩法很难完全复原，大致是通过抛掷棋子博弈，有着不小的赌博色彩。古人甚至将樗蒲想象为仙人用来消磨时光的游戏，如戴孚《广异记》中载“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竟不乏文雅闲适之感。想来曹操也曾对这样的游戏爱不释手。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吴人所著《曹瞒传》中写到曹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曹瞒传》着力刻画一个“为人佻易无威重”的曹操形象，这是不是满足历史真实暂且不论，曹操高陵中出土的“香囊卅双”石牌却可印证《曹瞒传》中不乏曹操生活的细节信息。所谓“小鞶囊”，则是系在鞶带上盛物的小囊。而“以盛手巾细物”的说法，也通过高陵出土的“绒手巾一”石牌得到印证。东汉以来，上层社会对珍奇香料的喜爱与日俱增，不少贵族都有香薰随葬。作为曹操敌手之一的刘表，其墓葬在西晋时遭到盗掘，就有“芬香闻数里”之说。曹操高陵中也出土了一件陶制香薰。不难想象，作为大汉王朝头面人物的曹操，熏香也可能是日常功课。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六月，曹操在率军西进，准备与刘备决战汉中的前夕，就颁布法令安排了身后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夫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所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就是曹操对自己的陵寝提出的建设要求：选择地势高处为墓区，但不再在地面上夯筑封土或设立标志物。

  从 2009 年发掘出土的曹操高陵，即河南安阳西高穴2号墓的情况去看，曹操的要求大多数都得到了遵守。曹操高陵的地面海拔在 103-107 米之间，比其北部的北朝墓葬群地面整体高出 10 米左右。而高陵陵园内的地上建筑遗存都只剩地基以下部分，但基槽和柱础表面较为平整，出土遗物极少，基本上没有建筑废弃物堆积。而柱洞中的基石被全部取走，柱洞边缘还留下了取柱时挖下的椭圆形坑，这与绝大多数拥有大量建筑废弃堆积的帝王陵寝显得十分不同。

  曹操高陵平面图 图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

  曹操高陵整体呈甲字形，墓葬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多墓室大型砖室墓，墓室整体呈前宽后窄的梯形，面积接近 400 平方米。

  翻检传世文献，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一现象的原委。黄初三年（222），已经登基为帝的曹丕颁布《毁高陵祭殿诏》，要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所谓“高陵上殿屋”，很可能是曹丕身为“孝子”，在守孝期中需要在陵寝旁设置的墓庐。而结合高陵陵园的情况和《毁高陵祭殿诏》的内容来看，曹丕终究是遵循了曹操的“俭德之志”，在守孝结束后就拆掉了这些建筑。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临终前颁布《遗令》，进一步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王沈《魏书》称曹操“雅性节俭”，“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而曹操高陵出土的物疏中，有一枚刻有“四副被”，似乎与王沈的记载若合符契。《傅子》还记载汉末王公多以幅巾为雅，即使是领兵作战的将帅，也多头戴缣巾，附庸风雅。而曹操考虑到连年战乱，资财乏匮，就模仿古皮弁，裁剪缣帛发明了帢巾。西晋时期陆云巡行邺宫三台，写信给其兄陆机，记录自己见到的曹操遗物。在书信最后，陆云写道“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可以想见曹操平常所用器物颇为俭朴，一生戒奢尚俭。

  曹操高陵白瓷罐的出土，将中国白瓷烧制的历史往前推了三百多年，这对中国科技史而言可谓是重大发现。不过从曹操的角度讲，相比于各式精美奢华的金银器，他可能更倾心于这样风格素朴典雅的器具。

  俭朴的美德和膨胀的权力并不相悖。在曹操去世后不到一年，曹丕受汉禅让，改国号为魏，正式践祚称帝。从此开启中古时代沿用数百年之久的禅让仪式，成为中国中古王权展示的独特景观。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接受献帝禅让的曹丕，其身份并非普通的汉臣，而是魏王。某一些程度上讲，禅让仪式的本质，就是“汉国”之主将统治天下的资格与权力让渡给“魏国”之主。这是以模拟的“封建制”秩序为依托而实现的王权更替仪式。

  受禅碑，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202）。碑在河南临颍县，额篆书题“受禅表”。杨守敬《学书迩言》称其“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它是汉魏禅让，政权交替的实物见证与纪念装置，记录了黄初元年冬天汉献帝将皇帝位禅让给魏王曹丕之事。作为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的禅让仪式，汉魏禅代有着复杂而精致的仪式过程。这中间还包括了符瑞图谶、群臣劝进、蛮夷朝见、天地祭祀等诸多环节，从而确认新王权的正当性。

  自西汉肇建，刘邦就和臣下有“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并翦除了汉初存在的异姓诸侯王。而到了东汉，即使是同姓诸侯王也并无实权，异姓臣子更是连“封土建国”的资格都不具备。因此从曹操封建魏国之始，一场以“禅让”为终极目标的仪式就慢慢的开始。曹操高陵中出土的8件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圭形石牌明确地彰显着曹操的特殊身份：曹操不需要在魏王的头衔前冠上大汉之名。这与曹操身前逐渐获得的“不臣”地位相匹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设天子旌旗、旒冕、车服。

  而在曹操高陵中，也有不少文物足以体现曹操的“不臣”身份。如在后室中发现的已断未数截的玉璧。玉璧整体呈扇形，中部有密集蒲纹，复原为直径约 16.5 厘米。而汉景帝所用玉璧直径也是 16 厘米。而高陵中还出土有直径超过 28 厘米的石圭和石璧，孔径约 4.85 厘米的玉剑格，均达到了帝王规格。

  而高陵中“玄三早绯”与“勳二绛绯”石牌，玄，指黑色；勳，即纁，指浅红色，二者分别指代对应颜色的布帛。玄者，黑中带红，代表天；纁，红黄相间，象征地。“玄三早绯”指三匹黑红色的丝织品，“勳二绛绯”指二匹浅红色的丝织品，三玄二纁组成束帛。学者已经指出，这些铭文所记应为“赗赠”之物，为天子或国君之赗，并非简单的饰棺之物。

  我们通常称陈寿著《三国志》，这当然没问题。但陈寿并非自己从零开始做史书的撰写工作。《三国志》中曹魏部分，亦即《魏志》主要是依托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两部书改写而成。其中王沈《魏书》为曹魏官方国史，通过裴松之注中所保留下来的王沈《魏书》内容来看，曹操的形象堪称完人。而裴松之注还为我们保留了另一个文本：吴人所作《曹瞒传》。作为敌国之人，吴人对曹操的书写显然“无情”得多，《曹瞒传》中的曹操“轻佻”、“峻刻”、“酷虐变诈”，远不是一个完美英雄和道德楷模。在“陈书裴注”的《三国志》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曹操形象。

  由于缺乏绝对证据，历史学无法确定地回答哪一种记载更接近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本国的官方记载难免虚饰夸耀，敌国的八卦段子更是难逃抹黑贬损之嫌。不过历史学的任务并非是解答绝对的真实到底如何，而是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为什么是我们正真看到的样子——就曹操而言，历史学指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英雄”或“奸贼”曹操，本就是由不同立场的文本所建构出来的。随着现代娱乐产业的发展，曹操的形象还在进一步丰富。每一种精心编织的曹操形象背后，都有一套属于它的立场和逻辑。想要了解某一种曹操，就需要进入其自身的语境。至于1800多年前那个活生生的曹操，我们仍能够最终靠对文字记载和遗存实物的综合把握，从历史的缝隙中再度挖掘其所不为人知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