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港口位置一直游移不定，数次变迁：首建于华亭，次盛于青龙镇，再兴于上海镇，刘家港起而代替上海镇。几次变迁结果，使港口位置逐步移向海口。明代夏元吉治理黄浦江后，使上海港口位置相对固定。开埠后上海港区范围逐步扩大，对上海城区产生不小的影响。

  上海港的历史，始于隋唐，发展于元代，盛于明清。清朝时上海港已成为沙船基地，海运漕粮的中心，我国最大的内贸港。开埠后上海港主权旁落，进入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过程。1853年，上海港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由此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金融中心、工业中心的形成。

  隋唐时期华亭镇和青龙镇的设置，标志着上海港的形成。隋代初年，上海出现第一个市镇——华亭镇（今松江县城）。那时镇内人口已有相当数量，并有店铺、仓储可供贸易和货物贮藏，由此形成了上海第一个贸易港——华亭港。746年（唐天宝五年），朝廷设立了青龙镇（今青浦县城东北的旧青浦），设有镇将和镇副，标志着上海第二个贸易港——青龙镇港形成。当时江南各县都是一县设县镇一处，唯独华亭县设有二镇，足见青龙镇地位十分重要。青龙镇港紧临吴淞江，溯江而上可达苏州（苏州在唐代经济比较繁荣），是苏州的通海门户。通过苏州附近的江南运河，青龙镇港与嘉兴、湖州、常州等地的运输条件十分便捷。而华亭港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只能算是内河港，所以青龙镇港后来居上，在两宋时成为上海的主要港口。1111一1113年(北宋政和年间)宋朝政府在青龙镇设立“市舶司”，对船舶和货物来管理。市舶机构的设置，是港口贸易具有相当规模的标志。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后，青龙镇港与此咫尺相邻，外商船舶迅速增加，对外贸易繁盛。但是长江每年流下大量泥沙，使海岸线不断自西向东伸延。而海潮进退，又造成泥沙沉积，因而使吴淞江不断淤浅，航运贸易受到阻碍，南宋中期以后，华亭、青龙镇港逐渐衰落。又由于海岸线的东移，导致南宋中期以后，上海地区港口的位置向海口转移。曾一度移至吴淞江近海口处的江湾镇和长江口的黄姚镇。

  南宋末年，上海港的港址移至上海镇。上海镇港的具置相当于上海南市沿江一带，今日上海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上海镇在青龙镇的东南，上海浦的西侧。海舶商船先要进入吴淞江，再通过上海浦到达上海镇。上海镇在南宋中期，间有海船停泊贸易，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人烟密集、海舶辐辏的港口市镇。明代嘉靖《上海县志》记载：“迨宋末，该地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1277年(至元十四年)，元朝政府在上海设立“市舶司”。元帝国幅员辽阔，与海外交通频繁，船舶的建造能力和航海技术都有所发展，不久上海镇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重要港口。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今北京），远离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必须将南方粮食北运，于是元政府开辟海运漕粮。在上海成立都漕运万户府，以刘家港为发运港。各地汇聚而来的漕粮在苏州、太仓（包括刘家港）、上海，形成了三大据点，上海港成为元代漕粮海运的要地。上海镇作为国内外贸易港之一，商业贸易十分繁忙。元政府对国内商贩的税收，开始时和外商相同，后改为凡是国内泉州、福州等地的土产之物运到上海，税收减为一半。因此，内地商品纷纷由陆路、水路、海路运来上海。此时的上海“有市舶、有榷场、有军隘、有官署、儒塾（学校）、佛宫、仙馆、市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但由于吴淞江下游继续淤塞，极度影响航运贸易的开展，上海镇作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越来越不相适应。

  刘家港代替上海镇的地位。刘家港也称浏河镇，在长江口南岸，今太仓境内浏河口。宋元之际，吴淞江因被淤塞困扰，江水从支流注入浏河，使浏河水不浚自深，入海处日渐深阔，可容万斛之舟。航道条件比上海港优越，因而被元政府选为海运漕粮的中转基地。原来一直通航上海港的外国商船也改道至刘家港靠泊贸易。1342年（元至正二年）朝廷在太仓设立了市舶提举司，标志着元朝中后期上海对外贸易口岸已由上海港移至刘家港。刘家港万艘云集，遂有“天下第一都会”、“六国码头”之称。我国历史上伟大航海家郑和，多次率领庞大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远航。同样由于泥沙不断淤积，浏河口外的拦门沙，正好堵住船舶进出航道，严重阻碍船舶运输。刘家港到清初又渐渐退居次要地位。

  明朝夏元吉治理黄浦江奠定上海港的发展基础。古代太湖之水通过三条河流入大海。北面一条叫娄江(今浏河的前身)，南面一条叫东江(今黄浦江的前身)，中间一条叫吴淞江（后改名苏州河）。这三条江在古代都是浩瀚大河，其中尤以吴淞江为最大。后来吴淞江经常淤塞，吴淞江一淤，太湖水出路被堵，于是水流横溢，大闹水灾。自宋代以来就经常闹灾，到了元代则连年旱涝，明初继续恶化。人民生活痛苦万状，封建政府的赋税和地租收入也直接受一定的影响，明朝政府不得不考虑治水问题。1403年（永乐元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命赴江南治水。原来治理太湖水一直是从治理吴淞江入手的，这次夏原吉采取治理黄浦江。这是黄浦江的历史转折点，黄浦江所以有今天的规模，与这次治水有重大关系。经过这次治理，太湖之水80%通过黄浦江排泄， 黄浦江成为太湖流域的总泄路。这次治理形成了一条以大黄浦、范家浜、南跄浦所组成的新河道，这就是黄浦江。另一方面，实现了江浦合流，原是支流的黄浦江成为主流，原来是干流的吴淞江则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后又经过多次整治，黄浦江终成河道宽深、水量丰沛的出海航路。黄浦江的形成，奠定了上海港的发展基础。凭借黄浦江的优良航道，上海港位置相对固定下来，黄浦江的河道就是上海港的航道，黄浦江的中下游，就是上海港港区范围。可以说，没有开拓后的黄浦江，也就没有以后的上海港。黄浦江开拓后一百多年，上海港的航运贸易就已相当发达。据1488年一1505年(明朝弘治)《上海县志》记载，当时上海商人“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疾驶除十里如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后来因倭寇在东南沿海侵扰，明朝政府采取“锁海[U6]”政策。在上海港活动的主要是一些走私船只。尽管如此，在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的地区经济推动下，上海港依然有所发展。

  清朝实行海禁，时禁时开，上海港仍快速地发展。开埠前，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已接近200万吨，内贸吞吐量已跃居全国首位。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清政府为了防范郑成功及明朝残存势力在沿海一带的抗清活动，颁布海禁令，宣布“片板不准入海”。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上海港进出船舶倍增。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宣布只准广州一地对外开放，限制了上海港的发展。1758年开海禁后，上海港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五大航线）北方沿海航线（时称北洋航线），通达天津、牛庄（营口）、烟台。主要运输工具为沙船，往来货物包括棉花、棉布、豆饼、大豆、豆油等；（2）南方沿海航线（时称南洋航线），通达宁波、定海、台州、温州、福州、泉州、厦门、台湾、潮州（汕头）和广州。行驶船只包括鸟船、蛋船、估船等，进出口货物主要有糖、燃料、棉花、茶叶等；（3）长江航线，通达镇江、江宁（南京）[U7]芜湖、大通（铜陵）、九江和汉口等港埠。运输货物有大米、杂粮、木材等。（4）内河航线，通达苏锡常、杭嘉湖及大运河沿线）远洋航线，通达日本、朝鲜及南洋群岛。乾隆年间，上海与当时国内商业大埠仪征、汉口并驾齐驱。到嘉庆年间，上海已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清代上海港已成为沙船的基地，被誉为“沙船之乡”。上海县城周围的市镇商业发达，并通过内河与上海港联成整体。棉花、棉布、粮食及大批土特产，既是区域经济的产出和需求的结果，又是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的主要构成部分。沙船业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繁荣，沙船停泊的区域“从大、小东门至南码头一带数里长的黄浦沿岸，俱己成为各有其主的泊岸码头，宽敞的码头与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与码头临近的东门、南门周围，地处黄浦江边，是各种货物、来往人流的主要聚集区，如小东门一带，就集中了银楼、棉花、绸缎、绣品、皮货、参茸、药材、木器、京广杂货、洋货、海味、南货等商店。小东门北侧的里外洋行街，“铺户商号鳞次栉比，会馆公所四处林立，贸易兴旺，商业发达。”出售着来自国外，乃至欧洲的很多商品，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流。因此在清道光年间，据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记载：上海“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

  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港对外开放。此后，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手段，帝国主义逐步劫夺了港口主权。1843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其中第三条规定：“英国货船一经到口停泊，其船主限一日之内，赴英国管事官署中，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交与管事官查阅收贮……管事官既得船牌及舱口报单等件，即行文通知该口海关……”，第六款规定“……其英国商船运货进口及贩货出口，均须按照则例，将船钞税银扫数输纳全完，由海关经发完税红单，该商呈送英国管事官验明，方准发还船牌，令行出口。”按照条约规定，外国商船进出上海港不是由中国政府而是由英国领事批准决定，这是上海港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1858年签定的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准将至汉口溯流至海口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条约开了长江港口和北方沿海港口开埠通商的先例。从此长江与北方沿海开始允许外国商船航行。

  外国领事除了攫取船舶进出口批准权外，还扩大利用“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政府对在港外国船舶的管理。外国船在港内违犯港口章程，也要归外国领事处理，外国领事实际成了上海港的最高主宰。外国领事既要抓住已经攫夺到手的港口管理权，又要使港口管理取得统一，于是逼迫上海道台设立港务长。名义上港务长算是道台下属的中国官员，薪俸由上海道台支付，但要由各国领事提名，并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受上海道台管理，直接听命于各国领事。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外国侵略军以保护为由，占领江海关，并宣布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遂走私或偷税漏税不绝如缕。正如王韬所述：上海“北关虽无侵渔之弊，而偷漏甚多。盖中外语言不通，而西人又桀狤狡诈，往往以小艇运货出口，乘间扬帆而去，不及讥诘；即使及之，而货之贵贱多寡已不可稽，华官又恂懦模糊了事而已。”1863年，英人赫德任总税务司后，为了扩大海关权力，他建立机构，制定制度，使海关紧紧控制了港口，形成帝国主义操纵海关，海关管理港口的奇特局面。

  引水权也是重要的国家主权之一。作为主权国家，对进出港口的外国船舶，必须实行强制性引水才能通行。担任引水的必须是本国人。但是，被坚船利炮轰开的中国通商口岸，被外国商船视为他们的内港，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凡合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雇引水，赴关隘处所，报明带进；俟税钞全完，仍令引水随时带出。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雇用内地艇只，搬运货物，附载客商，或添雇工匠、厮役、水手人等，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价，或请各领事官酌办，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变强制性引水为外商自雇引水。1859年，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名公布《上海外籍引水人管理章程》。规定：“外籍引水员只引领外国船舶，不引领中国船舶；中国船舶由中国引水员引领”。随之成立了上海引水公司。公司都由外籍引水员组成，外国保险公司规定：“船只如不雇佣‘上海引水公司’的引水人，若发生海损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把大部分的中国引水员排挤于上海港引水业务之外。1867年赫德制定《中国引水总章》。在该章程的排斥下，1868年上海港的45名引水人中，中国人还有15名。1889年减至4名。1896年减至2名。1900年只剩1名。到1901年连最后1名中国引水人也被排挤掉了。

  在上海港主权被外人控制的同时，上海港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一、颁布规章制度。如公布《上海港口管理章程》，这是近代上海港第一个港章。它规定了港务长的职权和外国商船的停泊区等。二、成立港警。1869年3月，上海港港警正式成立，该组织完全仿照英国伦敦泰晤士河港警组织的模式，由泰晤士河港警当局选派的7名警官为骨干组成，并制定与英国港警相同的规章制度。港口警察组织建立后，上海港的航行秩序有所改善，盗窃犯罪活动有所收敛。三、设置和更新助航设备。1860年后，上海港口内外的灯塔航标的设置和更新一直未断。1861年以“海马号”灯船代替了1855年设置在铜沙浅滩的“康普东号”。1862年在吴淞口建立了一个指示潮位的标杆，同时在吴淞内沙设置了3个指示浅滩的灯标。1868年海关设置海务关后，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沿海设置灯塔、航标，其中上海港最主要的工程是1869年的大戢山灯塔，1870年的花鸟山灯塔，1871年的佘山灯塔。此外，在那些妨碍航行的水域，也设置了一些灯标、灯浮等指示标志。

  上海港的海关管理权、外轮进出口批准权、引水权等，均受外国驻沪领事的控制。港口主权旁落，是上海港半殖民地化的最显著标志。同步引进的港口管理逐步制度化，港警的成立，助航设备的设置，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又是港口管理近代化的要求。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相互交织，是上海港开埠后的重要特点。

  古代上海港在封建经济形态下，商品生产和流通有限。港口腹地经济开发局限于单一的农副业生产上，不能为港口提供大量物流。所以，古代上海港装缷货种也局限于粮食（含豆类）、盐、棉花、棉布、南货、北货等。其次，古代外贸物资数量和品种也有限，特别是明清以降实行海禁，限制上海港与国外港口之间双向交流，使上海港外贸功能长期得不到发挥。开埠后，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被以后，东南一带政局稳定，长江沿岸商埠的开放，为上海进一步发挥进出口转口基地的作用提供广阔的市场。加上苏伊士运河开通，海底电缆接至上海，以及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上海港的外贸功获得逐步发展，由此促进了商业兴旺、近代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形成。

  上海港甫一开放，帝国主义纷至沓来，争先恐后进行殖民地贸易。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织品、呢绒、五金等，其中以和棉织品最多。出口则以茶、丝为大宗。1843-1844年，英国输入上海的货物，除少量的硝石等外，绝大部分是机制工业品，如粗哔叽、羽毛纱、毛毯、布、铁皮等。其中，毛织品和棉织品又占极大比重。此后，上海进口的货物和贸易的国家也逐渐多起来。从来往上海港的外国商船可知：开埠后的最初一个多月里，上海港有7艘外国商船抵达。1844年为44艘，1845为87艘，1852年达182艘，1855年增至437艘。1853年，上海进口英国货值占到全国各港进口英国货总值的59.7%；同年，经由上海输往英国的货值占到全国各港输往英国总货值的52.5%。英国是当时对华贸易的主要国家，其进出口货值一直占到各国对华进出口货值的70%-90%。英国对华贸易50%以上在上海进行，标志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上海港何以取代广州？主要缘于地理、经济优势。广州港偏处华南一隅，远离大宗出口商品丝、茶的主要产地江浙等省，四周丘陵起伏，交通不畅。而上海靠近丝和茶的原产地。运输路程缩短，成本降低，经由上海搜购丝、茶出口，可获得较高的利润。上海又临近中国最富饶的江南地区，人们更有能力购买外国进口商品。

  开埠后上海港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对外的航运贸易。“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耳。”19世纪5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英法美等国时，上海没有受到打击。相反，上海的进出口总值在此期间连年上升，从1851年到1861年上海进口货值增加了十倍多，出口货值也增加了三倍多。至1858年，上海港开辟了3条外贸航线：上海——香港；上海——香港——加尔各答——欧洲；上海——纽约。此外，部分船只还往来于中国和澳洲、南洋各国。因此在1861年后因美国内战而爆发的世界性缺棉中，上海因航线的便利得以扩大外贸。成千上万的棉花以最快速度汇集上海，再由上海运到世界各地。后苏伊士运河开通，上海港的外贸吞吐业务更是迅速增长。据海关统计，1861年上海港口的吞吐量仅43万吨，到1864年就增至187万多吨，几乎增加了4倍多。1863年,上海港的进出口货物的总值已接近国内其他10个主要对外开埠通商港口的总和。至1913年，进出上海港的远洋货船总吨位达到15162888吨，占进出上海港轮船总吨位的77.4%。

  外贸与商业如影相随，上海早期的新式资本主义商业企业首先发轫于同外贸紧密关联的行业上，特别是百货业、洋布业、五金业、西药业、颜料业等。开埠后，上海城市日趋繁荣，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京货店、广货店，专门经营北京和广州的商品。随着外国产品的逐渐输入，一些日用品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因为这些商品是从外洋运来，于是都冠以“洋”字，如“洋火”、“洋布”、“洋油炉”等。当时上海市场洋货充斥，“大而服用器物，小而戏耍玩物”，无所不有。60年代后京广杂货店出现，除经营京货、广货这类本国手工业产品外，还经营日用洋货，包括玻璃、钟表、洋铁表、洋皂、化妆品等。与此同时，部分京货店转而专门销售洋布，出现洋布专业店。1850年，上海开设第一家专卖洋布商店——同春洋货号；1851年义泰洋布店开设，其后又有协丰、恒兴等洋布店渐次开设。店址也由大东门一带向租界转移。19世纪50年代，上海有店址记录洋布店14家，其中旧城区8家，租界4家。19世纪80年代，20家洋布店中，位于租界和原城区的店号大致相等。到20世纪初，上海洋布店便大部分集中租界，且开设在租界内的洋布店一般资本都较雄厚，成为原件批发和零匹批发店。开埠后，进出频繁的外商轮船和先后建立的外资工厂需添配一些五金材料，而上海原有的铁铺、锡铺、铜铺不足以满足需要，五金器材进口逐步增加，五金商业也随之产生和形成。第一家五金商店是1862年叶澄衷开设的顺记五金洋什货号。继叶澄衷之后投资实业的上海许多著名资本家，如周舜卿、祝大椿、朱葆三等都是投资五金业发家的。上海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外国在沪洋行的飞速增加。1843年开埠后，怡和、宝顺、仁记、义记洋行先后从广州来到上海。随后，沙逊、祥泰洋行也相继来上海设行营业。开埠后一年，上海的英、美洋行有11家，到19世纪50年代初，外国在沪洋行为41家，至70年代初即发展为200余家。

  从商业布局来看，开埠前上海的精华之地在沿浦之十六铺地区，这一带形成了咸瓜街、洋行街、豆市街、花衣街、会馆街、芦席街、蔑竹弄等专业街市。随着贸易发展、租界人口迅速增加，市政建设极大改变，中外商人纷纷云集租界的商业区。上海商业中心向租界内转移，大多分布在在黄浦江外滩一带，以后又从南京路由东向西逐步扩展。南京路、广东路、山东路、河南路、福建路等一带成为最先繁华起来的商业区。1906年上海租界华商商业行业统计，上海租界已有洋货业、纸烟业、皮货衣业、绸缎业、药业、丝业、京广杂货业等52个行业，记录有店名的店号达3177户。有词云：“南北分开两市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

  上海同国内外各地的商业交往日益频繁，不久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19世纪60年代，上海市内商业已达到这样的境地：“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为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烟火数万家，几为大聚落，其间海货山错靡一不备。其自城北至城东，逶迤相属，几亘十余里许，自马场街以至小嫏嬛里皆新所命名者也，而以宝善街最为热闹，灯火辉煌，自宵达旦，凡有所求咄嗟立办，诚沪上之销金锅也……黄浦渟泓浩瀚，直汇沧波，贾舶商 ，羽集鳞萃。向时沿浦而居者多渔家，芦叶菱花，情致萧瑟。今浦西为西人通商总集，金碧楼台，凌觚焕日，初至者从船中遥望之，仿佛在图画中”

  贸易和金融如同鸟之两翼，从来分不开，当贸易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时候，较为完备的金融机构必然会出现。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开展，汇兑结算和资金融通活动也开展起来，但专业银行还未产生，于是这些金融业务由较早从事国际贸易的洋行承担。最初由最早到上海的英商怡和、宝顺和美商旗昌、琼记等大洋行把持。附属于商业机构的金融活动终究不能够满足西方新兴工业资本家阶级扩大全球贸易的需要。于是，新兴的专业银行设立已成为大势所趋。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纷纷在上海设立代理处或分行。但“这些银行都是外国总行设在上海的分行，设行的目的主要是经营外商在贸易往来中产生的汇兑业务，既不招揽存款，也不经营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这一时期，通过上海港开展的外贸进出口业务，主要交易方式是物物交换。

  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港吞吐的外贸物资慢慢的变多，内地开放港口增加，原有的物物交换也不能适应大规模贸易所需，外国银行的金融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作为外货倾销和内地原料外运跳板的上海，为金融周转业务量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充分条件。1861年汇川银行、1864年利华、利生、利升三家银行都在上海设立分行。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并逐步成为上海金融业的巨头。此后，法国、俄国等银行也纷至沓来。外滩形成一个外国银行麇集区，在形式上很像一个金融中心区，被人们称为上海的华尔街。正如有人指出：“这一时期的外滩地价已相当高昂，能够占有外滩的地皮已渐渐成为地位和权势的象征，只有拥有雄厚财富实力的银行才当之无愧。”

  保险业在当时已是西方金融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上海开埠后，怡和、宝顺等洋行将在广州组建的保险行扩展到上海，由上海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分别代理保险业务。其他各大洋行基本上也都设有“运输保险部”。当时保险业务大体局限于航运保险（或称水险）。

  “1843-1864年间，尽管上海金融市场还不成熟，还停留在贸易金融的阶段上，新的金融活动金融业务还刚刚被导入，但随着中外贸易中心之渐渐移入上海，西方新型的和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活动方式、操作模式等等，相对集中地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冲击、交汇，终于逐步在上海率先形成了具有浓重时代色彩的新型金融体制。并为上海的金融业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迅速地成为上海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起了先导作用”

  上海之所以成为金融中心，是由于港口的开放，以及上海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口岸，上海港与西方港口直接通航贸易往来的结果。

  开埠后，帝国主义先后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最早一批外资工业——船舶修造业、打包业、加工工业、轮船业、码头仓栈业。上海最早出现的外商经营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船舶修造业。开埠前，上海航运工具主要是沙船，沙船多数在木材资源丰富的福建、浙江建造，只有少数为本地制造。沙船的修理，仅仅“几家本帮打铁店”足以应付。1843 年开埠后，上海对外贸易量增大，船只往来频繁，近代船舶修造业便应运而生。1852年，美国人杜那普在虹口江岸开了一个修船的泥坞，以修理船舶为业，规模很小。50年代，英国人亦着手经营此业，先在浦东建立董家渡船坞（后改称浦东船坞公司），又在虹口以几个老船坞为基础，成立上海船坞公司。浦东和虹口分居黄浦江东西两岸，发展成为上海船舶修造业的两个中心。

  稍后于船舶修造业出现的是打包工业和加工工业。随着上海外贸业的发展，慢慢的变多的货物在出口前一定要经过妥善的包装。于是，打包工业勃兴。186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隆茂洋行，备有水压打包机，专营打包业务。加工工业，主要是为丝的加工而设。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丝多是旧式家庭手工业缫造，质量上存在条纹不均、色泽不均等缺点。运到欧洲丝厂使用前，往往需要重缫。1861年怡和洋行运入100架意大利式缫丝机器，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缫丝厂——怡和纺丝局。其后，英资纶昌、公平丝厂，美资乾康丝厂，法资信昌丝厂等先后设立。至甲午战争前夕，先后设厂8家，资本估计在400万银元以上，雇佣中国工人近6000人，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的重要部分，上海租界也随之成为中国的缫丝业中心。

  轮船航运使上海的造船工业迅速崛起。从1860——1864年，上海港先后建立了以英美商人资本为主的9家船厂，如虹口造船厂、宾夺船厂、旗记船厂等。其中发展最快的要属耶松和祥生两船厂。其余各家船厂逐步被这两家船厂收买或并吞。1862年成立的英商祥生船厂，占地18亩，设有机工场、铁工场、船厂场、木工场、锅炉房等。1865年被称为“东方设备最完备的企业之一”。1901年祥生船厂和1864年成立的以美资为主的耶松船厂合并，成为东方最大的船厂之一。同年为美国海军制造10艘舰艇。1860年时，上海的造船业只有6-7家厂，1864年便有船厂9家，到1865年猛增至21家。英文《北华捷报》1864年1月9日评论道：“由于这个港口贸易的增加，为船只所提供的设备的扩大，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必需品，成为最紧急的需要。因此，我们得知新的船坞建筑起来了，老的船坞也已经进行扩建了，而修理和建筑船只的各项必需品，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翻砂铸铁很自然地紧随着造船的步伐。现在人们既是居住在一个大的商业港口，同时也是处在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之中。”

  随着船货增多，需要大型码头仓栈装卸货物，码头仓栈业疾速发展。开埠前，上海的码头港口大多分布在在黄浦江西岸的十六铺至南码头沿江一带，特别是大东门外船舶最多，是上海港最繁忙的区域。而浦东仅有几座商栈性质的石砌仓库，很少有船只停靠。1845年起，外商开始在外滩沿江建造驳船码头。同年底，英租界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即工部局的前身），负责公用驳船码头的建造。1861年，英商宝顺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分别在虹口建造宝顺码头和旗昌码头，是为外商轮船码头之滥殇。此后，外国洋行、船厂纷纷在黄浦江沿岸择地建造码头、仓库，堆栈。

  随着外资工业的发展，中国官僚资本所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近代企业也缓慢发展。甲午战后，允许外资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上海的近代工业开始步入快速成长时期。至1911年，上海已经是我国纺织、织布、缫丝、毛织、制革、制纸、火柴、面粉加工、造船等行业的中心，因而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城市。

  上海开埠之时，英国领事巴富尔就擅自划定港区范围，宣布自英国领事馆所在地的县城起，“决定西以宝山为限，西南以河之左岸为界，迄于吴淞”，即自上海县城起直至吴淞止，全部包括在港区范围以内。同时规定自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作为洋船停泊区域。后来洋船停泊界逐步扩大，表明上海港港区范围也在扩大。1859年修订港口章程时，将洋船停泊界的“上限”自洋泾浜扩展至十六铺附近的天后宫；“下限”自苏州河口扩展至虹口新船坞(今外虹桥一带)。长江开放后，港内船舶激增，外国领事借口天后宫己焚毁，不能作为界限的标志，又于1863年修订章程时将上限扩展至小东门外江边。1873年将下限扩展至今其昌栈附近。至1883年，南起小东门外江边，往北向东至洋泾浜，都成了洋船停泊界。洋船停泊界的划定，一方面使原本荒芜的十六铺以北到虹口一带快速地发展成为上海港之重要港区。另一方面，为设置“租界”提供条件。各国在沪租界的位置最初都是沿着洋船停泊区的岸线向市内扩展而圈定的。

  上海城区由县城向租界转移。开埠前的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县城及东南之沿浦地区。在沙船业繁荣时期，上海港区“主要在大、小东门和大、小南门外沿黄浦江的弧形圈内，亦即今南起南码头，北到十六铺这一地段。特别是大东门外船舶最多，是港内最繁忙的区域。”。开埠后，轮船业兴起，沙船业逐渐衰落，再次推动了港口区域向租界地区的移动。租界的沿浦地区成为上海最繁忙的港口区域。租界城区成为上海城市的代表和象征，原本的“东南都会”一老县城则成为租界的附庸。

  苏州河下游沿岸港区渐次发展带动闸北发展。苏州河下游沿岸早在明清时就是沙船停泊处，但长期以来未得到发展。上海开埠后，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上海商业中心由老县城逐步移到租界，船只渐渐汇聚到苏州河下游沿岸靠泊与装缷，两岸开始修建一些驳岸和简易码头以及货棚。1895年后，内河轮船航运业兴起，“往来申、苏、杭小轮公司码头均设沪北”，即在英租界北端的苏州河畔，苏州河下游的港区逐步发展，四川路桥至新闸桥一段河岸成为内河港区的中心区域，货棚、仓库日益增多。1896年起，新闸桥以下的苏州河面划入上海港港务长的管辖范围，1899年又向上扩展至今胶州路附近。苏州河港区自此成为上海港的组成部分。苏州河的发展带动了闸北区的发展。

  浦东区因黄浦江而兴。浦东城区兴起于黄浦江滩边外商经营的船舶修造业和码头仓栈业尤其是码头仓栈业的兴起，改善了上海工业的投资环境，使其能够就近获得工业原料和输出产品，于是浦东赖以发展的卷烟业、纺织业、钢铁业、火柴业和造纸业等渐次发展起来。

  在陆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因水上交通便利而兴起的港口城市，在某一些程度上，港区即城区，紧靠码头密集、货物及人流进出频繁的城区便是城市最繁华的区域。因此，主港区的转移必将引起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兴衰更替。有学者总结了开埠以后上海港主港区变化与城市拓展的关系：“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后，随着港口区域的逐步扩大，城市也相应拓展。上海商业在开埠之初伸展至浦西苏州河沿，逐步造就了租界的繁华商业区。19世纪60年代后，轮船码头作业区扩展至杨树浦、虹口以及浦东沿江地区和苏州河两岸，相继在黄浦江边促成沪东、沪南两大工业区，沿苏州河形成沪西工业区。”

  上海是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其中心之形成莫不与上海港紧密相联。从上海港的自然条件来讲，上海港水文条件上佳，属内河型海港，少受海潮和风浪的影响，避风条件好，水位落差小，且地处温带，为常年不冻港，可四季通航。从上海港地理位置看。它位于我国沿海海岸线的中心点，南北洋的分隔点，又是东西航运大动脉长江与南北海上主航线形成的丁字形航运主骨架的交汇点。外国货物运达上海后，既可南销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又能北销广大华北地区。同时，上海扼长江出口处，有广大而富饶的长三角腹地，水陆交通便利。当然，上海港的形成与发展,除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外,也是后天人们努力进取的结果。

  上海是我国近代很典型的以港而兴的城市。开埠前的上海港基本属于一个沿海、内河贸易的转运港口，尽管这一地位使整个城市经济已达到了相当的繁荣程度，可是上海扮演的是“小苏州”、“小广州”之类的角色。开埠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仅10余年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口岸。19世纪60年代，长江沿江港口的对外开放和长江航线的开辟，使上海的腹地由长江三角洲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的地位更趋重要。依托港口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上海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和最繁荣的国际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