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展中。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不但有很多“从0到1”的创新，还特别善于结合自己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如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铜镜、玻璃、金银器等。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展中。
烧制陶器是中国古人用火制造器物的开始。中国古代的高温控制技术较为先进，带来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快速发展。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距今约2万年的陶片，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片遗存，烧制温度在740—840摄氏度。浙江上山遗址、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万年前后的陶片。
不少陶器代表了我国在陶器制造技术和艺术审美方面突出的创新性。比如，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龙山岗遗址中，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蛋壳黑陶杯，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考古学家将其描述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在此基础上，山东地区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造型修长优美，胎薄如蛋壳，厚度仅为0.2毫米，黝黑锃亮，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制造这样的陶器，有赖于艺术造诣的水准，更依靠技术层面的成熟。保证陶器制作的成功，要严格筛选泥料、反复捶打、合理阴干等，最重要的是控制炉温，保证还原、渗碳和磨光等步骤的顺利进行。这些都属于当时的“高科技”。
对于窑内温度高低和可控性的不断探索，让古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具有了先发优势。商代，古人将铜炉温度提高至1200摄氏度，使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商朝的青铜冶炼促进了原始瓷器冶炼技术的产生，为后来的冶铁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中国人可以将铜炉温度提高到1300摄氏度。
中国古人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高温控制技术和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创新铁器的生产技术。公元前700年前后，中国古人已利用高炉在高温液态下铸造铁器。为降低生铁制品的脆性、提高其韧性，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发明了铸铁退火技术。经过战国时期不断的技术创新，至汉代基本形成了生铁冶炼和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变成全球冶金史上重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在这一体系中，冶炼可得到白口铁、灰口铁和麻口铁等不同含碳量和微观结构的生铁产品；生铁制品经过退火处理，可得到脱碳铸铁、韧性铸铁和铸铁脱碳钢等不一样的材质的钢铁制品；生铁经过炒钢处理，可得到不同含碳量的钢材；通过百炼钢等工艺，生产出钢材，锻造成优质兵器；灌钢这一“杂炼生柔”的技法则创造性地将含碳量高的生铁和含碳量低的熟铁等材料相熔合，整体成钢。
铁器技术的改造创新和产量的大幅度的提高，使中国在汉代时期，普及了铁农具、铁工具和铁兵器。汉代，自西域传入的铁器技术经过中国古人的创新提升后，又传回西域。铁工具和铁兵器的普及，为汉代开荒耕地、开疆拓土、建立思想文化统一的王朝提供了生产力支撑。
高温控制技术也使中国在陶器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发明了烧制瓷器的技术。由此，源远流长、窑口丰富、多姿多彩的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成为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产品之一。
8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发明了琢玉的工艺技术，制作出玉玦、玉坠等较为精致的玉器。此后，琢玉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创新。在距今5500—5000年期间，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的玉龙、玉鸟、玉龟制作都较为精致。中国古人不但尽力检索自然界中能达到美石标准的石头，而且在雕琢玉器方面发明了很多技术，较有代表性的是琮和璧。良渚文化以“琮璜璧钺”为代表的礼玉文化的传播，以及与大汶口文化的整合再传播，影响深远。而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将玉器升华到精神和思想的高度。比如，《周礼》记载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孔子认为君子的品性、节操、气度、风骨和思想可以同美玉的特质相类比，等等。
考古发现的蚕桑及其制造出的各类精美的丝绸，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生活在晋南地区的远古先民便慢慢的开始养蚕。2022年6月，离夏县不远的闻喜县上郭遗址，在一座半地穴式房屋中，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5200年的石雕蚕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距今5500多年的织物残存，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4400年左右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实物。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丝绸之路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由此产生。
上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发现一座西晋永宁二年的墓葬，出土了一组陶骑俑与陶鞍马俑。一些俑在马鞍左侧前缘系有三角形小镫，而马的右侧没有装镫，这应当是“上马脚扣”，这种辅助性的脚扣在中国、印度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从考古发现看，目前有年代可考、最早最完整的马镫，是辽宁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8号墓出土的木芯包铜片马镫，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此后，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壁画、冯素弗墓的出土品等考古发现，大致显示出马镫由产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马镫的成熟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骑兵和战马得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陈列训练变得容易了，为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重甲骑兵——甲骑具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础。马镫引入欧洲以后，促成了重甲骑兵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小小的马镫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典型考古发现之一。
除了“四大发明”，我们从考古发现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华文明的不少独创发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中，不但有很多“从0到1”的创新，还特别善于结合自己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如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铜镜、玻璃、金银器等。中华民族将创新性与包容性相结合，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以自身为主体，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
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展中。